王汉威：泛化的“革命”：技术范畴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历史纵深

作者：王汉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5年第3期

导 读：

新闻传播学界对“革命”在媒介技术研究领域中的某些应用是反历史、非人本、去实践化的。应当以人作为历史的行动者，用交往实现对媒介形态的超越；同时，应警惕这种不当使用所导致的“革命”范畴的庸俗化与扁平化。

技术是新闻传播学研究多年来关注的关键范畴，这体现在对新科技概念与应用的持续关注。一个显著的表现是，“革命”以及类似词语被广泛地应用于学术表达，不管是抽象的概念如元宇宙，还是具体的产品如Sora，几乎每一个技术范畴都通过“革命”这一修辞被赋予光明的展望。

在较长一段时间里，这种个别的展望连缀成了一场持续不断的“革命”，这一方面固然展现了传媒发展历程中技术的关键作用；另一方面，透过“革命”这一具有特殊政治含义的词汇，也可看出新闻传播学尤其是新媒体领域的学者秉持怎样的历史观与技术观，亦即媒介技术的发展是在怎样的历史纵深中被理解为怎样的历史进程。对此学术叙事的探讨关系到学科范式的底层逻辑，是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元问题。

一、技术革命的话语纵深：反历史预言

革命的基本含义有二，其一是表示政治的剧烈变动，其二用于描述天体运转[1]，技术革命话语基本上脱胎于第一层含义。强调革命也是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一贯传统，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注意到了“机器”的革命意味。然而，这并不单纯面向蒸汽机引发的动力革命，在1863年写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说：“如果不正视这种情况，而仅仅着眼于动力，那就会恰恰忽视在历史上曾经是转折点的东西。”[2]更深刻的，对技术革命的强调意在“证明人们的社会关系和这些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之间的联系”[3]。此外，恩格斯是最早使用“工业革命”一词的作者之一，他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写道：“这些发明推动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同时又推动了整个市民社会的变革。”[4]这种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被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充分继承，1955年，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5]。习近平总书记也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每一次产业技术革命，都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6]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对技术革命的言说并不单纯落脚于新技术对旧技术的取代，而是自生产力一端强调生产关系与社会制度的变革。

因此，只有落脚于社会端和政治端，技术的发展才能被诠释为“革命”。然而，这种话语的落归相当困难，正如思想史学者所指出的，“‘革命’这一术语或许很快就会过时，由于使用过于频繁，它已变得相当空洞；因此无论是出于革命性的还是保守性的原因，我们在使用时需要格外谨慎。……要追溯一场革命的历史，往往要首先有一个假想的革命对象”。[7]这指出了两点：其一，“革命”作为一个学术话语被广泛地用于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这种所指外延的扩大是以牺牲内涵深度为代价的；其二，对“革命”的使用要求明确对象，亦即什么发生了变化，并且革命对象在变化前后是可比较的。

由此观照当下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对“革命”话语的使用，这种“频繁”与“空洞”同样存在。在中国知网上以“媒介”“技术”“媒体”“新闻”“传播”与“革命”“变革”“革新”为交叉关键词、学科范围为“新闻与传媒”进行检索，得到CSSCI收录的期刊论文758篇。其中与中国近现代史相关的62篇，这些文献提到的“革命”大抵都是近代民主革命与土地革命，与技术革新的关系比较间接。其余的696篇文献以媒体技术的发展为主线，贯穿了21世纪以来的二十多年，然而，“革命”话语在这些研究中是否还维持着革命范畴的深层内涵是非常可疑的，因为在其论述中革命对象并不明显，似乎一切新现象、新发展都可纳入革命的范畴，以至于发展构成了目标本身，人反而成为次要的；此外，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时常被用以为此类“革命”话语张目，却在为新现象鼓吹之时无视工业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关系的根本性调整。

当然，寻求经济增量并非新闻传播学的核心关切所在。由此，许多新媒体研究者以人的生存视角来探讨媒介技术的发展，这反而更契合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要旨，亦即“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8]。在此类论述中，人机交互得以有效观察，技术革命则成为语焉不详的宏观背景。这一方面要求技术革命已然进入完成时——从而使得人类生存境况的变化露出端倪，另一方面则要求技术革命处在进行时——从而使得特定的学术话语能够服务于潜在的现实诉求。在这种完成时与进行时的叠加状态下，技术革命只能被理解为特定现象的连缀，这似乎与工业革命中涌现的诸多发明创造颇为类似。实则不然，工业革命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对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的科学技术的集合，其本身是一个高度整合的历史阶段，并不意味着当时的每一项发明或发现都符合社会发展的诉求，甚至这些发明或发现都未必是科学发展的结果。因此，当下对于特定新技术的追捧，并赋予其“革命”的名头，或许导向的是类似18世纪末法国知识界追捧“动物磁力学”那般的玄学狂热。

技术革命话语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另一种体现是对历史关键时点的迁移，类比论证新媒介技术的关键意义。例如有学者挪用布罗代尔的中长时段视野审视某些新媒介现象，然而，其论述思路在根本上是反历史的，因为对中长时段历史情势的论述应当建立在整体时空面貌的基础上，并不是通过拉长研究时段、对技术发展脉络和单一场域内的事件年谱进行简单梳理就可以实现；另外，将长时段与地理时间理解为一种媒介研究视角，其重心在于人如何在媒介环境的硬性边界下组织自身的交往活动，这是具体而微的，然而在相关叙述中这些事实层面的论据却不充分，新技术生发之前的交往秩序仿佛不必说明，只要因为新技术具有与印刷术或其他科技突破类似的某些特质，革命就已经在地平线上了，这就又回到了布罗代尔所警惕的线性时间中。当然，并非所有学者都秉持无视历史的预言姿态，像新闻传播学者对哥白尼革命的使用，就明确地指出这是植根于历史现实的认识范式转变。

综合而言，当前新闻传播学研究对时下技术革命的关切其实并不是为了描绘已然发生的社会变革，更多地是为了展现某种风口之上的技术产品、设想、概念，并给出一个颇具吸引力的未来愿景。“革命”作为一个学术话语，在这种过程中看似无比重要，实际上很容易被边缘化为不被细看的背景，或者是用于强调特定技术价值的溢美之词。革命话语本身所蕴含的生产关系变迁基本不会被论述，革命本身的整体性与连续性也被切碎为若干现象的偶然加总，这些现象内部的连续性没有被充分地体现，人在其中的能动性发挥也不明确，看起来只是在被动地应对技术的变革。

二、技术革命的观念纵深：拜物教意识

在新闻传播学界描绘的技术革命图景中，焦虑与希望彼此交织。这种复杂的情绪传递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学术界所关注的特定新媒介技术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得以广泛应用。从“马后炮”的角度来看，学界关注过的许多技术不仅没有广泛进入生产生活，甚至都未必形成初具雏形的产品。所以，革命话语指向了新闻传播领域的技术拯救论与技术宿命论观念，即任一萌芽的新媒介技术都必然深刻地改变新闻传播业态，并深刻地影响社会现实。

这种对媒介技术的崇尚观念根植于现代社会中信息作用的凸显，继而在无形中生成着“信息技术拜物教”式的意识形态。[9]这一概念来自西马学者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对现代西方社会的批判，在他看来，在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的交换过程中，信息作为一种“非物质的产品”，已然成为“巨大的交换循环和交换扩张”历程的“终点”，以“商品之商品”的姿态“征服了世界”，具体表现为“提出了全球尺度的新问题，荡涤了一些原先的思想观念”，此外，信息技术霸权随即形成，并生成了“新的意识形态”，尽管相关主体在回避意识形态属性，但在实际的运作中“能够产生信息的技术权威，能够让世界按照他们的指令运转的技术官僚，用有关‘能力’的描述和思想观念替代了政治学本身”。[10]这种隐秘的意识形态并不单纯存在于西方社会，在信息技术愈发成为中国社会运转关键座架的当下，媒介技术的发展在不自觉间成为特定学者眼中解决现实问题的最核心进程，相应地，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媒介技术“成为技术拜物教论者们顶礼膜拜的对象，成为科技宗教炒作与魅惑的噱头”[11]。这预设了媒介技术的巨大社会影响，不自觉地陷入技术决定论中，在相当程度上将新闻传播业态革新的主要责任与核心动力归到了媒介技术的开发者与推动者身上。

这种归因指向了紧迫的实践形势，一些学者持续向政府、媒体、公众渲染技术落后的风险焦虑，从而构建了技术宿命论的心理基础。这也与我国新闻传播事业长期处于技术输入端的特质有关。我国在不少领域还是追赶者。与这种自我认知相匹配的，是学界对外来技术范畴的高度重视，像VR/AR、区块链、元宇宙、GPT、Sora等，在近年来的学术场域内你方唱罢我登场，然而，这些技术在多大程度上进入了新闻业态与日常生活，产生了怎样的深刻影响，其所预言的革命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了，这些问题反而不被“先知”们重视，概念提出就意味着“革命”的完成，而自技术开发至应用的时段内，又出现了新鲜的吸睛概念，落后的风险焦虑持续浮现，一场场新的“革命”等着学者去记录。

这种焦虑的内因在于国家社会寻求发展的共同愿望，其外因则在于国际资本市场对科技概念的持续炒作。元宇宙是个中典型，学术界对其关注与资本市场的涨落几乎完全同步，自2021年3月美国游戏公司Roblox在美股挂牌伊始，到同年Facebook更名Meta，再到Roblox被披露出数据造假、遭遇做空的三年多，元宇宙并没有形成足够有影响力的应用场景，在资本市场上热钱制造了一场场技术泡沫，“非理性估值已完全脱离了现实”[12]。而这种狂热也在学界有所反映，某些学者对元宇宙的阐述并不根植于新现象，更多的是依托互联网公司在路演中给出的概念、思路与前景。当然，这并不是说设想本身没有意义，如芮必峰对元宇宙概念的批判就运用现象学理论，厘清了元宇宙的“存在论基础”[13]，其价值就超越了具体产品形态，观照了人类媒介观念的历史纵深。这种对比展现了观念来源的重要性，要求学者持续反思：由新范畴滋生的技术革命观念究竟是来自特定主体的议程设置，从而无意识地服务于国际资本扩张，还是植根于社会现状与发展诉求，构成有效的知识增量。

信息技术拜物教观念的另一重表现在于后人类意识。在媒介技术革命的论说中，人类中心主义的倾覆是一个关键论点，具体表现为技术主体性的增长。乐观地看，这能弥补人这种自然结构的不足；悲观地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具备了脱离控制的可能性，为人类的未来带来不可预知的生存危机，因而需要在伦理、法律等方面加以规制。人类对技术的掌控可能失衡，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媒介技术智能化所引发的计算主义方法论兴起，表现为当下日益流行的、建立在“脆弱的数学基础”之上的“计算崇拜”[14]，人的身体与心灵都成为可以计算的对象。因而这指向了后人类意识的核心观点：“身体性存在与计算机仿真之间，人机关系结构与生物组织之间，机器人科技与人类目标之间，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或者绝对的界线。”[15]如果随意地应用到以人为本的新闻传播学问题中，不仅会对人的尊严造成系统性的侵犯，也会将一些复杂而混沌的议题转化为概率或相关性计算的问题，从而掩盖了事物发展的深层矛盾。如传播学界近期关注的“量化自我”现象，人生存状态的全面数据化确实有利于自我认知、表达与记录，但从人所处的权力关系来看，“人们会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对自身数据的控制力，并受到来自外部力量的多重控制”。此外，“一些人的本质属性，无法变成数据，或者不应该成为数据”[16]。人本主义的原则事实上并不能通过媒介技术的计算主义方面得以充分贯彻。当然，已经有社会成员对这种媒介技术革命的后人类倾向发起了抵抗，像具体表现为新闻回避、数字戒断和慢传媒的“数字极简主义”，虽然坚守了人本价值，但也“通过将宏大系统性问题化约为微观身份政治话语的方式，遮蔽数字技术革命所制造的新的不平等结构”[17]，其实践仍然是技术革命话语下的消极应对，更多的是一类文化符号而非可行路径，不仅不具备足够的推广性，也愈发处在商品化和资本化的异化进程中。

综上所述，新闻传播学界的技术革命话语折射的是信息技术拜物教观念，秉持了对特定媒介技术应用与影响的乐观信念，将其视作提供美好前景的自然方案，与之伴随的是人的退却，技术的发展而非人的解放成为历史主线，人在技术浪潮中不仅能动性难以体现，并且始终处在被动适应的生态位上。可以说，这种对媒介技术革命近乎神话般的颂扬，掩盖了技术背后复杂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动因，以及技术应用中的不平等与权力关系，忽视了技术发展背后特定主体的意图。更关键的是，将媒介技术视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万能钥匙，实质上是一种逃避现实矛盾的思维方式。它回避了对现有社会体制、权力结构以及价值观念的深刻反思与改革，转而寄希望于技术自身的“进化”来自动调和矛盾，这种典型的技术乌托邦观念容易指向“极权主义的社会结构模式”[18]。在此观念主导下，人们可能陷入对技术迭代的无尽期待中，而忽视了作为社会主体的人通过集体行动来塑造技术、引导技术发展方向的重要性。

三、技术革命的实践纵深：媒介史探索

媒介研究实践的隐忧随着这种忽略而彰显，为了超越以往新闻传播史的局限，不少以媒介为主题、以历史为线索的学术写作将技术形态作为历史演进的核心线索，将新技术的出现与发展称为“革命”，不仅维护了该范式的合理性，也似乎将新闻传播活动从政治或经济权力的支配叙事下解放出来了。然而，此类“革命”表达不仅会指向实践的旁落，甚至会对人本主义原则产生威胁。

上述观念的现实动因在于新闻传播学长期面对的行业危机和学科危机。媒介技术的革新在其中的意义是双重的，它不仅是危机的动因，也被期待为解决危机的钥匙。相应地，依托于新媒介环境的具体特质，对包括新闻工作者在内的诸多主体提出了实践要求与期待，这是很正确的思路。然而，值得反思的是，为什么技术的变动成为需要考虑的最主要甚至唯一因素，以至于其他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社会关系没有被充分重视，像涉及生产关系重大变动的新闻媒体转企改制，仅仅在2010年至2013年得到了比较有限的讨论，但这一转型的进程与结果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新闻媒体的具体运转方式，对于新闻媒体如何应用新媒介技术也有着深刻影响，以移动新闻客户端建设举隅，完成转企改制的媒体集团占据领先地位，同时也会“在如何建设好客户端内容池上面临很多条件限制”[19]，其中的耦合值得深思。可以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优化在主流媒体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凸显，但其受到的学界关注其实与之并不匹配。

可以说，在媒介史领域，宣称与执行出现了一定差距。李彬曾质疑新闻史传统范式：“新闻史所关涉的到底是新闻媒介对某些有新闻价值事件的报道呢，还是媒介自身的演进呢？……假如新闻史只关心媒介自身的生成发展，那么某时某刻创刊某张报纸又有多大意义呢？那种婆婆妈妈式的新闻史，难道不是沉闷得令稍有思想者无不感到窒息吗？”[20]这些提问不妨迁移至对当下某些自称为媒介史作品的观感中：如果媒介史只关心媒介自身的生成与发展，那么某时某刻某公司公开发布了某项技术产品又有多大意义呢？可以说，媒介史叙事并不单纯地还原某个技术的原貌及其生命周期，更多地是从媒介中透视更深刻的社会关系或生存姿态。就像黄旦所言：“媒介不是一个物品而是一个事件，物品不过是使用的对象，事件则是一种发生，一种展开，好比石头扔进水里，激起涟漪引发回声改变形态。”[21]这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坚决捍卫，人的实践始终构成媒介得以产生影响的根本原因，这也契合了德国媒介学脉络中“文化技艺”对“硬件/软件”分野的超越：“文化技艺的概念聚焦于那些在历史上和逻辑上先于媒介概念的操作或操作序列，媒介的概念正是从中产生。”[22]这都否定了一般意义的媒介技术决定论，并且明白无误地说明，媒介史不是技术形态史，而是交往实践史。在这个意义上，陈力丹的代表作《精神交往论》具有特别的意义，报纸和新闻之所以能成为彼时社会精神交往最广泛的媒介，深刻地影响19世纪的社会与政治，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作为工人精神解放条件的“大工业”发展与作为这种解放的“根本障碍”的“资本主义的制度”之间存在矛盾。[23]这种抑与扬的张力催生了工人的交往诉求，并将其内化进了其日常生活中，从而使无产阶级的精神生活指向了经济性的与政治性的交往活动，从而形塑了现代报刊的基本形态。类似的好作品也层出不穷，学术期刊构成了媒介史研究持续深化的主阵地，相关成果呈现出史论并重的特质。

虽然珠玉在前，但可惜的是，大多数打着媒介史旗号的著作大抵还是技术形态史，甚至只是传统新闻传播史的套壳翻版。一个非常直观的现象是历史分期中，“时代”成为非常主流的用法，这与历史学的取向有一定关系。在前现代时期，历史的书写模式基本上是以朝代更迭作为分期标准。变化发生在近代，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旨趣，即以工具、技术来刻画历史分期，如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蒸汽时代等表达都是如此。随着近几十年数字技术革命的发展，媒介技术形态亦成为这种时代分期的依据，一种新技术的出现往往被称作取代旧技术的革命，像印刷革命、数字革命、人工智能革命等说法已然广为人知。在这种叙事下，技术形态成为了历史记忆模块化的最直接工具。然而，随着技术“革命”的层现迭出，对技术“革命”的陈述日益显示出反历史性的特征，其目的不是表明历史的真实面向，而是突出当下的特殊性，并且迅速退场，为下一场“革命”留出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新闻传播学界对每一个新技术现象的描摹陷入了令人审美疲劳的重复中。甚至可以说，这种叙事是对传统书写方式的劣化继承，既保留了线性史观的单调性，又没有充分理解或阐明传统史观对主体间对立统一关系的深刻关切，最终落到了对特定发展道路的支持中，以至于形成了对多元现代化发展路径的“规训和误导”[24]。因此，是时候开启一场“终结革命的革命”，以开启一个“非时代性的时代”，即终结以技术为标志的“时代”命名法则。[25]

有学者进行过这样的探索，但目前来看没有形成广泛共识。其中，如何描摹人与媒介互构的基本面貌，而后以可并列的范畴加以陈述是关键所在，相应地，关键节点或许并不在某个技术被发明或公之于众的时刻。尤其是当技术革命被用以勘定历史分期时，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对立被夸大了。这是因为新闻传播学学界基本上外在于技术发展路径，技术本身的渐进面向往往不会被很专业且细致地说明；相反，学界所内在的、交往实践弥漫的现实世界虽然被关注得非常多，但往往是实证学者在努力，用以厘清上述实践的发展逻辑，最终落归于传统的扬弃。像曹培鑫等在分析当代新闻报道实践的价值论时，回归到了晚清报刊“益闻”与“风闻”以及“载道”与“传事”两对历史理念中[26]，指出要“在群众报道中深入、跟踪、积累”，“在新媒体语境下，重拾并讲述那些被算法与流量遮蔽的、我们本应讲述的故事”[27]。因此，与其预言媒介技术的革新，不如关注交往实践正在发生的变化，这是“以人为历史的行动者，且通往现代化的历史主题”[28]。

中国视野的宽广与全球实践的多样性，为媒介史的编纂提供了深厚且多维度的素材。以交往实践为逻辑线索构建的历史观，不仅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历史哲学的内在逻辑，也为新闻史与媒介史的整合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路径。亦即，充分重视自大众传媒时代确立以来一系列延续至今的优良新闻实践传统。这些传统在新技术的冲击下并未丧失其生命力，反而成为加强主流媒体传播力建设所需坚守与弘扬的核心价值。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媒介史的书写应当指向“力图实现复杂诉求和物质过程的平衡与协调”的新史观的构建[29]，在此基础上“扬搉中外信息传播体制之利病、阐明公正合理国际秩序之义理，从而给出构建现代化全球信息秩序的中国方案”[30]。

四、结语：“革命”切勿空泛化

媒介技术革命作为一个学术表达，展现出不同的历史纵深。从话语层面看，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的当代使用；然而，从观念和实践层面看，则隐隐透露出被异化的技术拜物教观念，相关学术探索也一再陷入反历史、非人本、去实践化的怪圈。关于这种研究的弊端，上文已经一一陈述，须再特意说明的是，新闻传播学界对“革命”的使用应更审慎，具体来说，应当植根马克思主义“革命概念的特征”[31]，重视以下三个问题的回答：革命是否被充分描摹（历史性），出于人的何种诉求（现实性），重塑了怎样的实践关系（社会性）。这并不是教条主义，而是一种相对完善的研究视野，能够就新媒介现象的理解提供一条综合的学理进路，若有所偏废，就容易使“革命”从一个具有深刻政治社会意味的关键概念庸俗化、扁平化为泛滥而空洞的发展或创新含义的口号，从而导致更隐秘、更危险的“告别革命”式的思维驯化。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媒介变迁、交往革命与人的现代化研究”（批准号：23AXW002）成果】

参考文献：

[1]肖巍.自然的法则：近代“革命”观念的一个解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13.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15.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0.

[4][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88,193.

[5]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3.

[6]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2-17.

[7]J. G. A. 波考克.语言及其含义——政治思想研究的转向[M]//丁耘，主编.什么是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64-94.

[9]张一兵.信息技术拜物教：超越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新变化——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解读[J].南京社会科学，2024(01):16-18.

[10]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3卷[M].叶齐茂，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589,652-664.

[11]汪怀君.技术恐惧与技术拜物教——人工智能时代的迷思[J].学术界，2021(01):197-209.

[12]阿拉斯戴尔·奈恩.泡沫逃生：技术进步与科技投资简史[M].刘寅龙，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3:471.

[13]芮必峰，孙爽.虚拟即现实——“元宇宙”批判[J].新闻大学，2024(01):48-60+121.

[14]段永朝.技术中立论的破产与计算崇拜的兴起[J].浙江学刊，2024(05):36-47.

[15]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M].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3-4.

[16]彭兰.“数据化生存”:被量化、外化的人与人生[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3(02):154-163.

[17]常江.作为媒介抵抗文化的数字极简主义[J].南京社会科学，2023(12):83-92.

[18]常江，何仁亿.弗莱德·特纳：技术乌托邦主义是一种失败的社会变革方案——民主诉求下的传播技术批判[J].新闻界，2019(10):4-9+16.

[19]陈阳，李宛真.驯化流量：“流量竞赛”中新闻客户端的角色与组织常规实践[J].新闻与写作，2024(03):17-28.

[20]李彬.全球新闻传播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2.

[21]黄旦.新闻传播学科化历程:媒介史角度[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10):60-81+127.

[22]SIEGERT B.The map is the territory[J].Radical Philosophy, 2011(5):13-16.

[23]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399.

[24]赵月枝，陈鸥帆.反“线性历史观”启示的中国新闻理论方向与路径[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07):9-18.

[25]李河.从“代理”到“替代”的技术与正在“过时”的人类?[J].中国社会科学，2020(10):116-140+207.

[26]操瑞青.“益闻”与“风闻”:19世纪中文报刊的两种新闻观[J].国际新闻界，2018(11):22-43.

[27]曹培鑫，宋启明.选择的困境：当代新闻报道实践的价值论反思[J].新闻界，2023(09):25-35.

[28]胡百精.交往革命与人的现代化[J].新闻记者，2023(01):3-6+18.

[29]李彬，张珂.历史与价值:对外国新闻史研究的一点反思[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01).

[30]王汉威.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问题面向、现实条件与历史使命[J].新闻春秋，2024(01):86-95.

[31]林扬千.廓清与释义:解读马克思的“革命”概念[J].理论导刊，2021(07):99-105.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王汉威.泛化的“革命”：技术范畴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历史纵深[J].青年记者，2025(03):6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