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桥｜史读桂林 桂林瑞露，尽酒之妙
前面我们聊过，十三世纪的世纪之交，是个风云变幻的动荡年代，十二世纪末的庆元党禁，深刻影响了整个南宋官场的生态，而从如同走马灯一样变化莫测的官员任命以及这些官员自身的经历上，我们大约可以揣测到当时的社会状况和百姓生计的大致模样。
到了十三世纪初，桂林官员的任命，更加的碎片化，众多官员的走马上任或黯然离去，总是显得那么的儿戏，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朝廷治国政策和执政理念的混乱。覆巢之下无完卵，底层百姓理想中安宁的生活模式，势必也在社会动荡中变得支离破碎起来。不过，这些碎片，这些蛛丝马迹，这些只言片语，看上去似乎比正史的记载更加真实，让人感觉不可思议，只要仔细解读，也未尝不能拼出一幅南宋时期的桂林社会全景图。
这些碎片中，有不少广西老大的经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说张玠执政的最后一个年头，史料中出现了宇文绍节这个名字，但实际上他根本就没到过桂林，很大的可能就是任命书刚下就很儿戏地被否决，于是留在了朝堂上；比如李大异在桂林干足了一届，但他之后的张贵谟只做了一年；随后的蔡戡也只干了一年，然后以身体原因请辞；詹体仁，这个朱熹的高足，虽然久一点，做了两年，但之后的开禧年，从二年（1206）到三年的两年间，居然看到了三个人的名字，诡异得如同孩童手中的万花筒：赵善恭、王容和黄景说。
如此频繁地更换主官，带来了官场不稳定的极大可能性。官场的不稳定，带来的底层百姓和整个社会环境不稳定，基本上也是大概率事件，也映射出了南宋政权风雨飘摇的各种不确定性。可以说，这一个个人物的经历，就像是南宋王朝、高官大族投射在桂林的影子，一举一动中，人生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都在真实地一幕幕上映。
庙堂之上也好，江湖之远也罢，十年心事一灯前。
赵家的祖坟冒了青烟
赵善恭(1148-1217)这个福建人，字作肃，史上记载内容还没他大哥赵善俊多，但在宋朝能姓赵，怎么说都不会太过平常。赵善恭家里，就不简单，妥妥的皇室宗亲。
根据前人的归纳总结，福建人在科举考试中名列前茅者众多，中进士的更是数不胜数。如你所知，宋代科举一般分三级进行：州郡解试、礼部省试、殿廷殿试。殿试发榜分为五甲，第一甲第一名为状元。要通过层层考试，在全国数量众多的考生中脱颖而出已相当不易，如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而想要独占鳌头更是难上加难。在《宋历科状元录》中，记载的全国状元总共只有118名，其中福建人就有19人，占了16%，这对在中唐以前还被视为蛮荒瘴疠之地的福建而言——跟广西的地位差不多嘛——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有意思的是，同一家族中有数人先后登第的更是不少，这南平邵武的赵家就堪称典范：绍兴二十七（1157）年，赵善俊中进士，隆兴元年（1163）其弟赵善滂及第，乾道八年（1172），赵善仪、赵善侃、赵善恭、赵善艭四兄弟同时登第，兄弟六人先后进士及第，按民间的讲法，这赵家的祖坟冒青烟了？
有个民间的段子是这样讲的：徽宗赵构是“不”字辈，当上皇帝后诸事不顺，相当的心灰意冷。有一天，赵构遇见一个皇室子弟，问：“你什么辈分？”那人答：“‘不’字辈。”赵构又问：“叫什么名字？”那人道：“赵不衰。”赵构顿时大喜：“好名，好名啊！赵氏不衰，老赵家看来大有希望！”
按照前人所述，赵善恭的父亲就叫赵不衰，而且确实接待过刚刚南渡的赵构，这事弄的……不过，从赵善恭的大哥赵善俊中过进士，又在湖南当过帅臣，这赵善恭能知静江府、帅广西，也不是什么很奇怪的事情，家底深厚啊。
因为史料不多，我们只能大概描述一下赵善恭的仕途经历：乾道八年（1172）中进士，先后当过浔州（今广西桂平一带）、邵州（今湖南邵阳）的一把手，后来从地方提拔到中央，先当大理司直过渡了一下，然后一路高升，当过寺臣、仓部郎中，直至开禧元年（1205）末，才接詹体仁的班来到桂林，“知静江府，经略广西”。
赵善恭在桂林待的时间很短：开禧二年，广西老大的名单上就出现了另外一个人的名字。而这一年的《宋会要辑稿》记录的被罢免官员名单中，并未出现赵善恭的名字，这基本上说明，他不是被贬离开桂林的，而是另有任用，改派到潭州（今长沙）当一把手去了，顺便“安抚湖南”——当时潭州的地位是比桂林还要高那么一点点的。
那这里面有没有赵善恭他哥赵善俊的影响力在发挥作用？
很难说，因为短短的时间里，赵善恭在桂林也不是没犯过错误，即使算不上犯错，也存在很大的政治风险：极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在酒业一事上告状。真要到这一步，事情就不那么好办了，我们知道，南宋流行告状，而一被告状，按皇帝的脾气，有事没事先打一板子，谁叫你没控制好舆情呢？即使不从快从严办你，也可能被耽误好几年仕途，踩不上点，真的不值。
根据前人所述，赵善恭在酒业一事上造成了不良影响，导致社会出现了混乱，“开禧二年，知府赵善恭为谋取酒利，擅自复榷，致酒户失业，地方混乱”。把酒业的经营权收归政府，实行专卖，导致酒户失业，地方混乱，这也许能解释赵善恭的名字为什么在桂林停留的时间会这么短？
借皇帝的私人会所用一下
史书上赵善恭的名字只在桂林停留了极短时间，但在今天桂林七星公园普陀山弹子岩里的石壁上，近千年了，赵善恭的名字却还清晰可见。这是一则题名石刻，虽然个别字难以辨认，但我们也大概能知道，这是他的亲戚第二年清明时所刻，记录了前一年冬天，赵善恭带着一群晚辈游弹子岩时的阵容，儿辈、女婿、外甥，名字交代得清清楚楚。从石刻上“开禧改元”、“冬”的字样，看得出此时的赵善恭可能已经在和詹体仁办工作移交了。
弹子岩留有赵善恭痕迹的石刻。
詹体仁也是福建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更何况，两人都不赞成宰相韩侂胄的北伐行动，此次交接，应该是有很多话要说的。可惜，桂林的史料上，对于两人的交集，并没有更多的记载。
这个没记载，但另外一次有赵善恭参与的更高级别的老乡聚会，却也能让我们大致了解到南宋时期的圈子文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南宋金盈之的《醉翁谈录》卷二《荣贵要览·戊辰新恩游御园录》里记录到：
嘉定改元五月甲辰，主上临轩策进士。辛酉、壬戌，胪唱于集英殿。建安、昭武正奏名十有二人，特奏名十有七人，宗室取应一人。以六月戊寅讲乡会于聚景园。谢源明月光、赵善恭作肃、刘爚晦伯、窦思文文仲、李正通彦中、雷霆复之、徐应龙仲通、赵善槱材父遣书币来相席。邹应龙景初先自章贡致馈，至是还朝，复主盟斯会。黄格诚之、李曼卿仲硕、蔡以中正孺、李桂景诜、王洪之涂叔、真德秀景实预焉。时中书舍人、太子庶子、直学士院邹应龙景初禀东宫，面奏得圣旨，特借御园。
关于这段文字，有学者给我们做过详尽的注解，细细看，慢慢琢磨，还挺有意思蛮长知识的：
“嘉定改元”，即宁宗嘉定元年（1208）；
“主上”，说的是宁宗皇帝；
“临轩策进士”，主持殿试的意思，这是进士考试最后一关；
“胪唱”，进士殿试后，皇帝召见，按等第唱名传呼；
“集英殿”，宋代皇宫殿名之一，皇帝策试进士就在此殿；
“建安”，即南宋福建路之建宁府，今福建省南平市建瓯县级市一带；
“昭武”，即南宋福建路之邵武军，今福建省南平市邵武县级市一带；
“正奏名”，凡殿试合格，赐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者，称为正奏名；
“特奏名”，凡举进士多次而考试不中者，另行造册上奏，经许可附试，特赐进士出身，称之特奏名，其地位低于正奏名；
“宗室”，皇族；
“取应”，参加科举考试；
“乡会”，同乡聚会；
“聚景园”，南宋皇家园林，在临安清波门外，西湖之滨；
“遣书币来相席”，说的是因故不能与会（主要原因当是在外地任差遣，不在京城临安），派人送书信来致意，并出资赞助乡会之酒席；
“实预焉”，实际到场参与此会；
“东宫”，说的是皇太子，嘉定元年之前一年，即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宁宗立养子荣王赵曮为皇太子；
“面奏得圣旨，特借御园”，指太子当面奏请皇上，获得圣旨，特例批准将皇家的聚景园借给建宁府、邵武军籍官员及新晋进士作为此次乡会的活动场所。当时邹应龙是太子的高级侍从官，所以才能请动太子出面向宁宗皇帝借用御园。
邹应龙这面子够大的吧？一个同乡会，自己当主持不算，居然还使得动太子，把皇帝老儿的私人会所给用上了，级别不是一般的高。
赵善恭当时在外地（大概率还在潭州），没有出现在现场，但也发来“贺电”，奉上了贺仪。这个级别的同乡会，这点人情世故，他岂能不懂？你看看那些一同发贺电的人：官至工部尚书、四川制置使的“谢源明月光”（应为“谢源明用光”，谢源明字用光，邵武军邵武县人）；另一位也当过工部尚书的“刘爚晦伯”，建宁府人……
现场还有“真德秀景”这个后起之秀（实际上应为“真德秀景元”，“景”后少了一个“元”字）。真德秀字景元，建宁府浦城县人，宁宗庆元五年（1199）进士，官至参知政事，大概相当于助理国务卿。他是詹体仁的学生，都是福建浦城县人，接了朱熹、詹体仁的衣钵，在南宋名气不小。但是詹体仁没有出现在记录里，因为他已经于1206年过世了。
这样的一场聚会，用上了皇帝的御花园，新、老进士齐聚一堂，高官大吏，都来自同一个地方，有钱的捧钱场，没钱的捧人场，外地不能到场的送钱、发贺电，建宁和邵武人在朝堂上的影响力陡然间就拔高了一大截。这，可能就是南宋官场常见的生态：抱团取暖。
桂林虽然身处南疆，影响力不如中枢机构，但官员们的行事风格，想必也受到过或大或小的影响，一言一行间，自是要向着榜样学习。这让我们依稀看到了张栻向刘焞推荐吴猎的身影，也仿佛看到了受范成大器重的周去非却不怎么受刘焞待见的窘迫模样，当然，詹体仁帮杨万里妥善安排外甥前程的举动也历历在目……
这里有必要补充一下邹应龙的资料：嘉定十年、十一年（1217、1218），邹应龙知静江府，经略广西。我们后面再说他。
古籍上记载的赵善恭字样。
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
关于赵善恭涉及的酒业一事，我们还可以再聊聊。
宋朝酒业极盛，未必后无来者，但起码前无古人。南宋时曾有一句民间谚语，道尽了当时人们围绕酒业生财的盛况：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想富？去临安卖酒啊。
当过桂林老大的南宋诗人范成大曾经写道：“及来桂林，而饮瑞露，乃尽酒之妙，声振湖广。”范成大所说的瑞露，就是桂林所产的一款名酒。能让见惯世面、出使过金国的范成大都推崇不已，想必这款酒差不到哪去。这也说明，在被后人戏称为“酒朝”的南宋，身处岭南的桂林，在酒文化上应该不输中原，至少，我们拥有了说得过去的酒文化的根基：瑞露酒。
酒这东西，从古至唐，朝廷的态度一直游离不定，这从朝廷的政策也看得出来：一会禁酒，一会放开，然后又禁。而到得宋朝，尤其是南宋，因为酒和配套产业链所形成的经济效益，这酒基本是不禁了的，不但不禁，还要鼓励消费，所谓“诗酒趁年华”嘛。当然，这条产业链所产生的利益，必须牢牢地握在中央政府手里。最高峰的时候，南宋政府从酒业里所获得的财政收入，要占到整个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在有些地方，比如四川，酒业所提供的利润甚至高达当地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强，已经不输盐茶的收益了。
南宋政府偏安一隅，但仍要维持庞大的军队以应付金朝的压力，军费开支从何而来？这是个问题。显然，他们也看到了酒业所带来的巨大潜力，因此，如何妥善经营酒业，也是南宋王朝在执政时需要考虑的重大课题。赵善恭如果在这方面表现不佳，肯定会被人诟病，没什么好下场。
我们都知道，经商，最简单粗暴且有效的办法，就是垄断。南宋政府用的就是这个办法，简单一点讲，就是专卖制度。早期北宋的时候，甚至都出台过你敢经营私酒就杀你头的规条，后面政策放松了一些，也是因为官府执行力不足，又需要酒业延续下去，但力不到不为财，于是才放开了一条缝，出现了民营企业，以收税或者竞拍的方式让民间资本参与进来。作为补充，一些乡村偏远地方的乡镇酒业，也被允许存在。这些综合举措，推动了经济，增加了官府收入，扩大了就业面，应该说还是有一定正面效果的。
不过，如你所知，南宋政府的效率是很低的，政策又变幻莫测，翻脸就跟文盲翻书一样快，因此，经常在官府专营和允许民间介入之间摇摆，加上后来军队也参与酒业经营，情况就更复杂了。比如说赵善恭任职的潭州，也就是长沙，最早官方专营，后来引入民间资本，一看收入不上道，辛弃疾来了，以为创建飞虎军筹措军费的名义，又简单直接地恢复了官卖。刚开始还行，但几年后收入减半，于是淳熙八年（1181），又让商户参与进来，开始收酒税，恢复市场机制。这个正常，我们都知道垄断或者说官卖所产生的弊病所在：价高质次。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个熵增过程。
市场的交给市场后，效果会好很多。但据学者考证，开禧二年，赵善恭从桂林来到了潭州，感觉官府钱不够用，而酒业利润巨大，就又不走市场了，重新将酒权收回，结果造成了大量酒户失业，社会混乱。
聊到这里，记者突然想起，如果按这条记载所述，前面所说的赵善恭在酒政上出问题，应该不是在桂林，而是发生在潭州，毕竟，他在桂林时间太短，虽然和詹体仁有过交接，但一项政策出台，副作用不该如此快显现才对。看来，对于赵善恭为何在桂林待的时间这么短的问题，还需要专家或者有兴趣的读者来深入解读才是。
有意思的是，嘉定十六年（1223），新任知府真德秀奏请恢复税酒，也就是重新让民间参与进来。真德秀是邵武人，和赵善恭来自同一个县，巧吧？由此也可看出当年的福建邵武人多么厉害。
无论如何，可能是有老大赵善俊指点江山并且背后运筹的缘故，赵善恭这次并没有出什么大问题，不像詹仪之在盐业上被他的继任者任孟明打了闷棍。赵善恭后来“移江陵府；拜司农少卿，总领湖广钱粮，兼知鄂州；权宣抚司事，加司农卿”，官倒是一路越做越大，走得挺稳的，让人不由自主又想起了那个嘉定元年在皇帝私人会所搞的建宁、邵武同乡会。
来源: 桂林日报
